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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的是，专家表示，对于不少城商行来说，资本消耗过快确实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前期风险较高的业务开展过多或者部分表外业务开展不规范，在回归表内的过程中导致资本消耗提升。所以，通过上市募集资金补充资本只是转型发展的开始。“在资本补充后，实现长远发展还要做好许多工作。”张涛表示，首先，城商行要回归银行业务本源，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通过服务实体经济实现自身的发展。其次，城商行要注重发挥自身在服务地方经济中的优势，通过满足当地居民金融需求、支持当地重点产业和特色经济实现自身发展。最后，城商行在发展过程中还要牢牢守住依法合规经营的底线。

“预计未来LPR仍将延续小幅下行节奏。”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认为，随着前期全面降准和LPR利率机制改革推进，坚持以改革的方式降成本，就需要继续通过压缩LPR与MLF利率利差来继续压低LPR报价，并引导贷款利率下行。明明认为，10月、11月定向降准落地将降低中小银行成本，进而拉低中小银行报价，也能促使算数平均LPR小幅下行。预计短期内资金成本、市场供求变化不会太大，压降风险溢价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预计1年期品种LPR报价后续会延续小幅下行节奏，以5个基点的报价“步长”压降LPR。

对于诉讼事项，截至发稿前，中国电建方面并未作出回应。截至9月19日收盘，诉讼双方股价并未受到过多影响，隆基股份微降0.15%，报收27.17元，中国电建微降0.21%，报收4.82元。拖欠货款超5000万公告信息显示，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4月10日签订了《组件设备购销合同》，并分别于2018年9月4日、2018年10月9日、2019年2月1日签订了《组件设备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税率变更协议）》、《组件设备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价格变更协议）》、《组件设备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组件数量变更协议）》。

整体看，国泰君安证券投行相关负责人认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将有助于资本市场现有基础性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证券公司交易、信用、经纪、研究等业务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证券公司综合业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例如要求投行团队素质更全面，要求业务风控体系更健全，要求研究、估值能力更专业，要求券商资本实力更强大。

但是这种批评没有回答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果总统本人正在违背制度和法律，或者其所作所为将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时，其下属应该如何是好。传统的观点认为，下属虽然应当服从上级的指示，但是并没有赞成其指示的义务，如果意见相左，可以公开提出辞职并表明原因，以提醒国会和公众关注这一政策分歧。但是，也有另一派观点认为，即使与上级意见相左，如果自己留在政府内能够对情况有所助益，还是应当忍辱负重，力求在政策的后续制订和执行过程中降低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失。无疑，这种做法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对总统政策的“阳奉阴违”“瞒天过海”，甚至是和外部反对力量“里应外合”。这一观点契合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中的忠诚观，即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物拥有天生而致命的缺陷，他们的顾问和下属要做的不仅仅是服从和满足他们，而是要要时刻考虑公众利益，将君主们的政策导向公众利益。

坊间曾议买官太贵，动辄百千万元，小则几十万元，划不来。但在仕途中官场中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看来，这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10多年前，我曾写过《“低成本腐败”》一文，说的就是时任钦州市委原书记俞芳林，花了几十万元买官之后，又来卖官，光这一项，就卖了200多万元；而向他买官的吴耿岳，送了90万元买到县长职位后，就进账了606万元。所以很“划得来”，所以“成本”很低，所以贪官小人竞相买卖，不惜以一分之本，攫十倍之利——这当然还是那时的价格，到了后来，“性价比”更高，比如天津那个“武爷”武长顺，买官行贿了1000万元，那么“盈利”呢？卖官卖了8400万元，贪污更达4亿元！难怪总书记怒斥他“无法无天”。